寂寞缭绕的稻草

 

大学时期，在前辈指导下，喜欢上唯名论神学家Johannes Duns Scotus关于contingentia的哲学论文，那里似乎隐藏着近代自由政治的终极秘密。在图书馆检索图书之际，另一同名的神学家进入视野——Johannes Scotus Eriugena。也就顺便读了一些这个人的研究著作，此人原来是个承前启后的大人物。当时恋上“神秘神学”，尤其激赏黑格尔敬重有加的德国哲学老前辈Jakob Bohme，当慢慢发现Johanne Scotus Eriugena就是“神秘神学”学统的中流砥柱时，便决定研读他的《De divisione naturae》从群星耀眼的“新柏拉图主义”一直到库萨的尼古拉，“神秘神学”学统长。遗憾的是，在失去耐心和兴趣之前，这个漫长的学统我仍然没有读完。不过，《自然的区分》这本书的名字倒是记得很牢，Johannes Scotus Eriugena区分出的“creating nature”、“created nature”等四种“自然”透着精致的思辨和灰蒙蒙的神秘。

自然的整全世界竟然可以被肢解成四大块，这在古希腊异教哲学传统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自然是恒定的、圆润的，而且，世人的理性可以思考它，一点都不神秘。这就是古希腊哲人的立场，一种屡遭后人病诟的“狂妄”，这就是古典自然法的基础。

正如自然的可被人类理性思考和探究一样，古典自然法的关键在于其“理性法”的出身，换言之，古典自然法的基础被设定在理性之上；由于理性在古典自然法传统中被认为是人的自然能力，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感知和理解自然法，自然法因此是普世性的。——所有人凭借其自然理性均可认识自然法，这是古典自然法的力量和精髓所在，但等到卢梭问世之后，它也恰恰成了自身的“阿克留斯之踵”。

卢梭对古典自然法学说的攻击要害在于古典自然法的基础（理性）是非自然的，这使得古典自然法的普世性成了问题。政治学界的流俗意见就此认为卢梭是反对普世法则的，后世亦有很多人试图从“特殊主义”甚至“民族主义”方向上臆解卢梭，这都很肤浅。卢梭的真正关切乃在于寻找自然法真正的自然起源，从而为自然法的普世性奠定更加稳靠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卢梭和霍布斯异曲同工，后者同样在人类的激情领域而不是理性领域探寻自然法的基础，尽管他曾经怪异但又不乏反讽味道地把他探索到的激情——恐惧——提升到“理性” 的地位，因为“恐惧”令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正如没有人认为霍布斯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一样，把卢梭当成民族主义者恐怕也不恰当。在坚持自然法的普世性这个意义上，卢梭其实并没有走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哲人所建立的古典传统，只不过运思怪异而已。

在古典自然法这个伟大传统中，似乎只有一个人曾经从这个传统内部提出过颇有价值的置疑，那就是13世纪特立独行的“政治的阿维罗主义者”Marsilius of Padua，《和平的保卫者》的作者。Marsilius本人据说是古典自然法传统在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继承人，他认同这个传统的基本意见，即自然法的基础在于理性，而且理性属于人的自然能力。然而，Marsilius与前辈（尤其是Thomas Aquinas）不同地方在于，理性固然是人的自然能力，但这是一种臻至完美状态的自然能力，换言之，理性乃是人的自然本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状态，这一人的自然本性的最高状态就是古典自然法的根基所在。然而，问题是，这一最高状态并非人人都能够达到；事实上，人类的大多数都生活在这一状态以下，因此他们没有能力认识和遵行根植于他们的自然能力范围之上的自然法，也因此，自然法不具有卢梭及其古代前辈所执意寻求的普世性；严格地说，自然法不具有普世的可行性，但具有普世的可能性，因为理性毕竟属于自然的能力。

Marsilius根据人类的实际状况审慎地在自然所管辖地领地内部进行灵活的再区分，而不是象卢梭那样生硬地把自然曲解成一块与同样被曲解的理性格格不入的浑然整体。换言之，自然需要进一步区分。

作为结果，卢梭毁掉政治的自然根基，得到的却是人类趋于放纵的自由，而Marsilius则在政治领域保留了自然的严格统治权，同时又通过进一步区分，留出了一片区域作为人类自由、审慎与技艺的用武之地。

自然需要进一步区分。Marsilius让我想起Johannes Scotus Eriugena，并且重新燃起我的对这个人的旧日激情。我猜想，在那精致思辨和灰蒙蒙的神秘大幕背后，定是隐藏着一部伟大的政治剧。

 

 

 

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